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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滔进一步分析了公积金制度运行中的三个矛盾点。首先，新模式要求支持租购并举、城市更新、保障性住房建设，但公积金传统上重购轻租、重贷轻提，资金难以充分流入保障房、租赁住房等新领域，与新模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脱节。其次，新模式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，促进人口流动，但公积金严格的属地化管理，形成资金孤岛，阻碍了跨区域住房消费与全国性资源配置效率，与人才自由流动的新发展需求不匹配。最后，新模式强调解决新市民、青年人住房问题，但公积金覆盖率不足，大量灵活就业者、民营企业职工未被覆盖，未能有效发挥在新模式下兜底和保障的精准金融工具作用，反而可能固化福利差距。
在贷款额度方面，周滔进一步分析称，公积金贷款额度应该扩大，但必须是结构性、精准化的扩大。这要与城市房价和住房类型深度绑定，如与当地保障性住房价格或平均住房面积总价挂钩；对于购买保障房，可允许更高额度甚至提贷并联，使其成为实现保障的有效工具。同时要向政策扶持群体倾斜，如多子女家庭、新市民等首次购买保障房或普通商品房，提供额外的额度上浮系数。另一方面要强化缴存激励，额度计算可更多与连续缴存年限、累计缴存额挂钩，体现长缴多贷、多缴多贷的公平与激励。
